一个民族/国家的思想和宗教是互补的。思想文化上的缺陷必然会在宗教上得到补充。反之亦然。思想文化和宗教就像是杠杆的两极，共同摆动，动态维系着民族精神的存续。
轴心时代，百家争鸣期间，中国主流思想家就已经放弃了彼岸批判之手，放弃了上位的上帝视角，转而进行了西方数千年后的壮举——从思想层面开始，最终波及此后中国两千余年的变革: 世俗化，政治化。
儒家思想作为第一个完成世俗化的思想文化，在得到了相对较为普世的接受之后，顺水推舟地背负了政治化使命。政治统治借助思想文化之手在此岸世界得到了彼岸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中国千百年来分分合合但中华民族这一多民族的共同认同从未分裂，而不是像西方国家分裂成了氏族/部落/民族形成的单一独立(民族)国家的原因之一。
思想文化的政治化，使得政治统治这一物质条件与思想文化这一来自彼岸的强大精神力量合二为一。共同矗立了中国封建王朝长期的稳固支柱。如果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季风区农业国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之上，正是这一政治化的思想文化在经济基础的地基之上作为支柱撑起了统一多民族封建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并实现了相当长久的稳固。借助思想文化之手，政治统治得以实现了自动的纠错: 一方面，政治统治从普世思想文化中得到了合理性基础，另一方面，政治和思想的交融也持续使得政治变化能够被不断接受，而思想中对于统治者的要求又巧妙地借助其普世性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利——一旦越界，不仅仅是对于臣民的欺骗，更是对于列祖列宗的背叛。
我们可以类比西方的王教合作。然而王权和教权是精神层次和世俗层次的双重统治，这种双重统治下的产物无疑是强权的灾难。什一税、贵族僧侣阶级和神职人员的开销。
然而，反看中国，推走了宗教这一彼岸视角之后，全权来自此岸的世俗化思想与政治的融合，却是在此过程中实现了政权压力传导到下层人民之间的缓冲——既和宗教类似提供了政权的合理化基础，又以一种非固定的教条，乃至不成文法，使得下层人民拥有对于上层统治者的合法限制权利。
但是，推开了彼岸的视角，却抑制不住人民对于彼岸世界的追求。思想文化向世俗政治融合的过程无疑拉远了其与底层人民的距离。彼岸遗留此岸的神种却只能开出世俗的花。
宗教脱离了政治需求，成为了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独立存在。但是，底层百姓对于这样一种彼岸的精神寄托的需求难以被此岸已经世俗化的思想文化所承载。另一方面，中国人始终是孤独的。我们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传统文化教条使得我们的沟通非常强调目的性，而非交流性。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大部分是为了满足某一行为的目的，而少有人与人之间本身为了满足情感需求的联系。我们非常内敛地收敛起情感，然而找到一个有效且安全的聆听者即使放在现代也难如登天。中国人生存的艺术也就是对话的艺术——找到一个愿意听自己说话，自己也愿意听对方说话。
这两层需求，一方面是对于彼岸世界构想的需求——古代中国人民需要另一种世界体系解释当时无法理解的事情，以及命运人生等无法预测之事，以这个体系来试图预卜未来，预见未知。这在古代人民的理念中是一种非常之大的诱惑。足以为之倾倒。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对话沟通的需求，中国人需要彼岸的聆听者来寄托此岸无处安放的情绪。
这二重需求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独有的宗教渴望——我们自己一手推开了彼岸世界，却又一手通过引入佛教、创建道教等方式，拉回重建了另一个彼岸世界。
相比西方世界，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共同压迫，而思想文化站在此岸引借彼岸支点用批判之杠杆撬动此岸之世界的对立，中国则呈现出思想文化和世俗权力的相融互构，而我们主动拉回的彼岸宗教始终保持着此岸之间的距离，游离于世俗之外。历朝历代，中国政治权力始终和宗教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即使是四百八十寺的南朝时期，也不会以宗教权力超越政治权力。中国的选官体系也从来是以普世思想文化作为依据，从未出现西方以神学理论控制的局面。
这一点上，直接导致了中国和西方对于宗教的需求是不同的，态度也截然不同。西方将宗教看做世界创立和运行的秩序基础，将神看做是世俗生活无法离开的一部分，始终与神保持着较近的距离。同时，其也是精神世界的统治者，神与人呈现出牧羊人与羊的关系。因此，西方将神视作为高高在上的监视者和约束，并作为指引方法论形成的世界观。相同的神学教派观点则成为了相同世界观下的相互认同，不同的神学教派观点则导致了三观认知上根源的矛盾——对于他们来说，异教即是对于自己从三观层面上的根本否定，是对于自我的精神存在的毁灭。因此西方世界才会产生你死我亡的激烈宗教战争。
而中国的宗教则折射出另一种方式。首先，中国化改造的佛教和本土道教作为主流宗教，都是与世俗政治权利分离的。宗教不处于一种统治的姿态，而是呈现出精神世界的引导者，乃至以服务的姿态出现。是人民对于精神世界的一种充实的方式。从这个角度，中国的宗教不能说是神造了人，而相反，是人创造了神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例如，古人创造了庞大复杂的地府体系，历朝历代还不断更替优化，我们并不会追问其合理性，因为这就是建立在普世思想文化下的一种普遍的美好追求和向往，一种对于无法在此岸实现的公意在彼岸世界的创造。宗教中，我们不认为神和人之间存在对立的层级关系，我们首先出于对于理想的追求，认为人可以通过修炼成为神，伟大的人也将被不断传颂，这一彼岸构想切实地给予了此岸世界的人生活的目的和反向——修炼，并至善。因此，中国人在此岸的社会生活中，只存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三种社会关系，而没有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既然是为了满足世俗世界的需求而拉回来的彼岸世界，中国的宗教就可以拥有了世俗功利性。我们“求”神来满足心愿，而非求神的谅解。我们把大慈大悲认定为神的标准，把公正道义作为衡量的尺度，实现人与人的秩序。
同时，为了满足第二条需求，又因我们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全部在此岸抛弃了彼岸宗教，神就成为了理想的沟通对象——安全，可靠，且能够满足交流的需求。我们借助神来疏解压抑着的情绪，将其在与神的对话沟通中释放。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人与自我的和解。
最后，中国的宗教又寄托朴素的价值观，拒奢从简，又受思想文化中自然无为的影响。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
至此，中国的宗教完美地站在彼岸给出了此岸三种关系的答案—— 人与自然的共生 人与人的秩序 人与自我的和解。至此，我们秉持慈悲坦诚德行之心，在思想文化与政治权力的互构之外由第三纬实现了向理想世界的飞跃，最终实现了此岸思想与彼岸宗教的制衡。创造了近千年政治统治独尊的局面。这边是中国宗教文化与众不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