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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女权主义在中国:理论与实践困境

摘要:自清末民初女权思想从西方传入中国以来,女权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女权主义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些新问题。从理论上看,存在着女权主义概念界定不清、本土化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等不足;从实践情况来看,存在着极端女权主义活动泛滥、互联网时代女权主义污名化现象严重、女权主义相关知识普及度低等问题。女权主义的发展不仅关乎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更关乎整个社会和民族的未来。厘清阻碍当代中国女权主义继续前进的具体原因,才能为推进我国女性发展事业找到正确的道路。 关键词:当代中国;女权主义理论;女权主义运动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一626X(201刀04一0123一06

“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指为结束性别主义、性剥削、性歧视和性压迫,促进性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1]。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热潮,西方女权思想由此传人中国,成为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西方女权思想的启蒙下,康有为、梁启超等有志之士开始广泛呼吁女性接受教育,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产活动。随着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妇女要求解放、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对缠足、争取参政权、创办妇女报刊等活动纷纷涌现。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战,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益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然而,当代中国女权主义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些困境。从理论上看,女权主义研究在当前理论和学术界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除了翻译引介的国外著作,结合本土国情对女权主义进行的专门研究寥寥无几,形成扎根于中国社会,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理论似乎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在实践运动中,女权主义则面临着被符号化的境况,成了激进、愤怒、极端、冲动的代名词。甚至还有人认为,女权主义早就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这些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女性寻求继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认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里叶的观点,即妇女解放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这里我们可以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妇女发展的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普遍发展的天然尺度。正因为如此,厘清中国女权主义所遭遇的理论和现实困境,不仅事关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进步也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女权主义在中国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男尊女卑是历来的传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社会。为了寻求救国之法,许多青年志士纷纷出国学习考察。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凡强盛国家女性都拥有较高的社会和家庭地位,并且受教育水平和思想素质较国内女性高出许多,一味地贬低、禁锢女性只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由此,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广泛呼吁女性接受教育,走出家门,增长见识,从“分利之人变为生利之人",为国家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虽然说女权主义初始是为了增强国力而得以提倡,女性本身的权益并未被过多考虑,但随着女权思想的传播,女性的权利意识逐渐苏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主加人到争取两性平等权利的浪潮中。从封建王朝灭亡直到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权益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既可看作是女权主义奋斗至今取得的成果,也成为女权主义难以继续前进的理由。

正因为相比较以往的时代而言,中国女性现在所享有的家庭和社会地位都比较高,所以不论男女,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女权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倘若再往前一步,就存在着过激的嫌疑,女权主义在中国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

那么,女权主义在当代中国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不可否认,女性在各方面的权益已有了很大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实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在当今社会依旧存在,特别是二胎政策开放后,长辈、丈夫甚至女性自己为了再生一个男孩而不顾现实经济能力、女性身体年龄条件限制的现象并不鲜见。受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女性在加人社会大生产之后,既要继续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又要面对竞争激烈的职场环境,这种双重压力是当今很

多女性真实的生活写照。母职和自身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是多数职业女性所面临的另一困境,即使性别歧视已被明令禁止,但由于女性天然的生育功能,使其在孕育后代上所花费的身体精力和时间成本更多,因此用人单位往往更倾向于聘用男性,这种隐性的歧视是法律无法制止的。

由此可见,与以往社会相比,当代中国女性在生存与发展上面临的问题更加隐性和零散,阻碍了她们获得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我们到了这样一个关头,前面已经似乎路断人稀。过去的敌人没有被打败,反而发明了新的策略,新的袭击者正埋伏以待。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只有转身背水一战。"卩女权主义在中国必须继续前进,我们不仅要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更要解决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

二、女权主义理论发展遭遇的现实困境

女权概念界定不清,引发公众对女权主义发展目标的误读

女权主义出现之初,其直接目的是争取女人作为人的人权,这里的人权最初指的是“与男子相同的权利"。简言之,男人拥有的权利,作为人的女人也应该拥有。由此,争取平等的选举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以及就业机会等就包含在女权运动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看,女权主义就是为女性争取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自由。按照这个标准,今天的中国在法律上早已规定“男女平等"的条约,并承认和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实际生活中,女性的社会、家庭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甚至还出现了“妻管严"的社会现象,女性似乎大有凌驾于男性之上的势头。从种种现实国情来看,女权主义最初的目标似乎已经实现了,倘若再谈女权,难免给人一种 “过头"的意味。

但女权主义最终的目标真的是追求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吗?正如马克思主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女性本质问题时所认为的那样,从女性作为人类的角度看,女性的本质必然形成于女性的实践、生理构造以及她们的物质的和社会的环境之间的辩证联系。所以说,男女两性在生理和实践经验上是存在着差异的。不可否认,男女两性享有平等的权利,但这种平等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是形式平等,而非实质平等。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事物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首先,身为“人" 是男女共有的属性,在此基础上二者应该都有属于“人"所共同的权利,其次,男女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其各自特有的生理、心理的差异不应被忽视,因此男女两性还应有符合自身特性的权益。正因如此,女权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取与男性同样的权利,而是获取作为人的女人的权利。这种权利与男性作为人的男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而非“男女同等"。

美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代表人物阿莉森.贾格尔认为,'当前女性的状况是在不断地、快速地变化着的,因此,女权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 ”在不同的时期,女权主义所具有的含义是不同的。女权主义产生的早期,人们追求的是女性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与自由,但是在今天,倘若依旧将女性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作为女权主义的内涵来理解,那么就会忽视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性。在早期的女权主义阶段,女性基本上还处于从属于地位,男女享有的权利水平还存在非常大的差距,所以那时女权运动在第一阶段要做的便是将男女差异暂且放置一边,首先争取到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也就是做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是到了现在,男女享有的权利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因此女权主义应该在继续争取男女平等的同时,进人到争取尊重两性差异的权利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女权主义的概念不仅要包括女性的生存权益,还要关注广大男同胞的生存权益,女权主义的任务不仅是要为女性找到适合其自身特点的存在方式,还应该致力于构建一个两性关系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说,女权主义并未终结,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女权主义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内涵必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扩充和变化。正因为人们对于女权主义的内涵和任务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才导致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女权主义不是为了追求男女平等,而是为了制造另一个女权社会" “女权主义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女权主义者都是激进分子",甚至还有人公然宣称“中国不需要女权主义"。在这些人眼中,女权主义在达到了使男女享有同样的权利之后,就应该继续停止前进,否则就是在提倡用女权代替男权,鼓励让“女人骑在男人头上"。但女权主义从未要让女权凌驾于男权之上,现在继续提倡女权主义也并非是要让女性享有多于男性的权利,而是要在继续争取男女平等的同时,强调关注两性差异,一些权利的设定必须考虑到二者在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同。可以说,现在的女权已经不仅仅是女性权益的代言人,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两性关系的和谐建构才是女权新的关注点。

(二)女权主义理论发展滞后,缺少本土化的研究成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女权思想传人中国,较为系统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首推马君武。1902年,他翻译了斯宾塞的《女权篇》,次年又翻译了约翰·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前者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揭示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主张男女平等,强调女子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后者是1891年第二国际布鲁塞尔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之一,主张女人享有教育、经济、婚姻、政治等各方面的权利。

除了翻译引介,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部分结合本国国情进行相关创作的思想家。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金天翮,1903年他在上海出版了近代中国阐述妇女解放的第一部专著《女界钟》,署名“爱国者金。这本书集中批判了封建伦理对女性的迫害,将封建礼教视为培养女性奴隶性格、奴隶道德、桎梏心灵的枷锁,触及到封建礼教的实质。另外,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也发出了呼吁男女平等的声音。陈天华在《警世钟》一书中也支持扩张女权,鼓励妇女投身革命洪流。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女性权益的不断提升,女权主义也逐渐退出了社会的主流领域。近年来,关于女权主义的理论研究主要分散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文学中。常见的成果也主要是以翻译国外女权主义经典文本、编纂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学习教材等形式为主,例如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精选》、艾晓明翻译的帕特南·童的《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虞晖翻译的莉莎·沃格尔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孟鑫翻译的阿莉森·贾格尔的《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潘萍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研究》等。

 纵观这一百多年来我国女权主义理论发展史,可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一直以来女权主义都尚未形成一种成熟完整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类似贝蒂·弗里丹以新时期美国女权主义状况为背景的《第二阶段》、贝尔·胡克斯以黑人女性生活状况为研究主体的《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等结合本土国情、社情创作的理论作品,我国理论界目前基本还没有出现。

正如美国女权主义思想家阿莉森·贾格尔曾说的那样:“政治哲学的目标是要表述一个美好社会的认识。政治哲学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确定标准的事业,这项事业承担着确定社会组织应该遵循的理想和原则的任务。" [3]10同样的,一种成熟的女权主义理论可以为我们指明女权主义应该去往的方向和最终要达到的目标。现在,我国女权主义就缺少这样一种指明道路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极端的女权主义运动才会频繁出现,因为领导者不明白何为真正的女权主义,不知晓女权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在借鉴国外有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女性生存的真实状况和真实体验,发展出一种适合我们自身特点的理论,是接下来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女性主义实践运动面临的现实阻碍

(一)极端女权主义活动泛滥,加深大众对女权运动的反感

纵观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与女权主义相关的活动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由政府主导的为保障和提升女性权益的立法及宣传行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女性就迎来了法律上男女平等的新时代,妇女的各种权利、义务、利益都在法律上确定下来,如选举权、就业权、受教育权、婚姻自由权、财产继承权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了新《宪法》,1980年和 2000年两次对《婚姻法》进行修订,1983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决定》,1992年出台《妇女权益保障法》,2016年正式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等等。这些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对保障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在党中央的带领下,从 1978年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到2003年第九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全国妇联共召开了6次中国妇女代表大会,为增进妇女权益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是以各类非政府妇女组织为主体实施的促进女性权益的活动。要满足不同妇女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仅靠政府和妇联、共青团或工会组织是远远不够的,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是必然的。目前我国非政府妇女组织主要有研究性妇女非政府组织、由高等院校或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女知识分子或女专业技术人员自发组织起来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一般为兼职,研究成果一般多用于教学、学术探讨、社会宣传,少数用于妇女立法和决策。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为妇女服务的公益性或兼有服务、联谊、教育培训等职能的综合性妇女非政府组织,例如红枫妇女心理咨询热线、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这些非政府妇女组织主要有参与决策、立法和监督的功能,也直接影响和推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各项目标的制定和监测。

三是民间自发组织的各类女权组织及女权活动。例如2005年由叶海燕带头创建的“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它是一个以网络宣传为载体的民间公益组织,通过深人社会底层,调查底层女性生活状况,为需要帮助的女性提供各种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另外,获得2014年由联合国妇女署、网易女人频道共同主办的“女性传媒大奖"奖项的年轻女孩肖美丽,从2013年开始徒步穿越中国,通过沿途给各地官员寄信的方式,呼吁社会改变对性侵犯的处理态度,以此为被侵犯女性的合法权益呐喊。这些民间自发的女权活动为进一步改变女性的弱势地位,促进女性的健康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也出现了一些较为极端的女权活动,过分强调女性个人权利、使性服务合法化、将男性视为敌人、倡导女尊男卑等,给社会性别文化带来了混乱。如近年来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占领男厕所”、“免费向农民工提供性服务"、为抗议性骚扰而举行的行为艺术“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等活动。不可否认,其出发点是为了增进女性某些方面的权益,但是这些形式以及标语往往会引起大众的反感及误解。就大众对目前女权活动的感受所做的调查显示,男女的回答基本一致,大多数持不理解、不认同的态度。“很多男性认为今天他们所接触到的女权活动就是女尊男卑、性解放、乱伦、裸露女人身体等,特别是像占领男厕所、免费向农民工提供性服务等媒体所报道的女权行为,似乎女权活动就是性。" [4]除了绝大多数男性对所谓的女权活动表达出深深的反感以外,女性群体对现有的一些民间女权活动也不以为然,认为女权活动似乎与性权利解放划上了等号,希望女权运动能以更加合理的方式来争取女性权利。

在当代,如果女权活动不注意方式、方法,就会将其推向社会主体的对立面。极端的女权活动不仅损害男性的正当利益,也阻碍女权运动的健康发展。这种有违女权主义本真的活动不但给女性的世界观带来扭曲,更容易引发两性关系的紧张和信任危机,激化男女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恶性循环。

(二)互联网时代信息混杂,女权主义污名化现象频现

现在每每提及女权主义,人们的主观态度都是消极、否定的。人们对一件事物产生的印象往往来自于两个途径:一是自我实践和自我感知;二是他人的介绍和传播。女权主义之所以给大众留下这样的印象,一是女权运动的言论行为让大众感觉女权主义本身即如此,二是大众之间信息的互相传播让没有直接接触过女权主义的人认为女权主义就是如此。

虽然女权主义自诞生起就充斥着诸多质疑,但是以往女权主义的质疑者少有不理解女权主义本身涵义的,虽然他们也反对女权主义的某些主张或者做法,但其反驳的观点有理有据。与此相反,现今虽然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是言论自由的时代,却也是一个容易丧失自我、被外界左右的时代。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各种信息可以克服距离、空间的限制,实现瞬间传播。媒体通过着重突出对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事件的激进情绪如激动、抗议、反驳的描写,对女权主义思想内核的误读,对女权主义符号的商业化消费等一系列或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致使读者对女权主义产生误解,从而实现对女权主义的污名化[习。

女权主义被污名化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只要在百度或者其他搜索引擎上输人“女权主义"四个字,就会出现数百万个相关结果,只需粗略一瞥,就会看到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女权主义的负面消息。诸如“女权主义危害国家利益"、“中国的女权主义都是扯淡"、“中国的女权主义为什么这么坏"等。有数据显示,这样的帖子每一篇平均浏览量至少都在1m0以上。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互联网发达的时代,每天有多少人可以在网络上接触到这样的信息轰炸和影响。暂且不论这些文章内容写得如何,仅仅看标题就可以发现,作者对于女权主义充斥着情绪化、主观化的认知,至少文章标题是非客观和理性的。再看文章内容,基本上没有针对女权主义的内涵、目标、实践价值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更多的都是在用粗俗的文字直接攻击和谩骂女权主义者本身,通篇文章几乎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事实依据,似乎都是作者根据自己对女权主义断章取义或者歪曲事实的理解堆砌出来的文字。这样的文章虽然毫无逻辑、漏洞百出,但在没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和正确的价值引导之下,普通大众往往很容易被这样看似激情昂扬、正义凛然、洞察世事的文章所洗脑。

(三)缺乏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大众对女权主义认知度低

女权主义认为,教育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

20世纪70年代初,课程成为女权主义特别关注的问题[6]。自1995年后,我国有40多所高校相继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或性别研究机构,几乎所有的妇女干部学校和20余所高等院校先后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妇女学及相关的性别发展课程,有6所高校设立了妇女与社会性别硕士专业,中华女子学院成立了女性学系,开始招收女性学专业的学生。由此可见,这种以课程教育为主的宣传方式使得目前我国关于女权主义的教育主要局限在专业院校之中,大部分普通群众并没有机会了解我国女权主义真实发展情况。此外,建国以来,有关女性权益的提升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以法律和政策的方式完成的,大众自发参与争取权益的实践活动相对较少。在这种既缺乏对过去女权主义历史的了解,又没有相应现实经验的情况下,人们意识不到女权主义本身的重要性乃至对其产生一些误读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当代,要促进女权主义的继续发展,切实改变女性的生活状态,构建真正和谐的两性关系,仅仅依靠政府、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男性放下对女权主义的芥蒂和误解,这是今后女权主义发展的关键所在。要想取得大众的理解和支持,加强对女权主义发展历史、发展目标的宣传和教育,才能最大程度地获取来自群众的力量。四、结语

在数千年封建父权制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各方面的发展极大地滞后于男性群体。即使女权主义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各项权益都有了很大提升,但这绝不意味着女权主义可以就此止步。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女权主义的内涵和目标也在不断地变化和丰富。女权初始,爱国志士呼吁女子接受教育、走出家门是为了增强国力,女权并未从女性本身的权益出发。随着女子知识见闻的增多,女性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女权主义的关注点开始从国家民族的发展转移到女性本身的发展上来。时至今日,在进一步追求男女平等的同时,更需在尊重两性差异的基础上,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

在当代,男女平等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口号,去除了明显的压迫和剥削,许多人都认为女性现有的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正如贝蒂·弗里丹在《第二阶段》中所言:“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了,女儿们生来拥有这些权利,她们觉得很确定,很安全,于是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她们是说’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是……‘的一代人。“[7]然而,面对女权主义所处的社会现状,女性绝不能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前任的战果,一边无视它所面临的困境。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曾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从清末民初到当代中国,100多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女性的发展是社会的发展,女性的进步是民族的进步。因此扛起前人留下的大旗,为改变女性命运,构建和谐的两性关系而继续奋斗,这是我们新一代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周金华,覃愿愿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430072

《文化研究》2017年7月第1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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